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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升值就有贬值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有些东西贬值，在合理范围内，人们也都能接受，有些东西贬值，却让人无法理解、难以接受。其中，一些词语的“含金量”越来越低，贬值得越来越离谱，甚至与其最初的定义、也与人们的理解相距越来越远，社会信誉也越来越低，即属此列，人们不得不再用新词语取而代之，以示与之不同并以此与那些用烂的词语“划清界限”。我们信手拈来一些贬值最多、使用过滥的词语：有人刚唱红一首歌，就自认为是歌唱家了；有人刚跳好了一支舞，就自认为是舞蹈家了；有人刚演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，就自认为是艺术家了；有人刚发表一篇小说，就自认为是大作家了……既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也没有多大能力的，也敢将“XX家”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；刚出初出茅庐、也毫无造诣的，也敢妄称“大师”，刚在一两部戏里“跑了个龙套”，连脸熟都没有混到的，就敢称“巨星”、到处摆谱摆阔；刚刚入门、稍有点成绩的，就敢以“泰斗”自居，没有几个人知道姓名的，也有人敢说自己“着名”。既然“着名”已经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了，那么，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：到底什么是“着名”？我们又该如何衡量“着名”？首先，“着名”是难以界定的。所谓“着名”，只是一个“虚”的概念，无法进行“量化”：多少人了解算“着名”、多少人不了解就不“着名”？可能没有人能说得清。有些人自以为“着名”、或被人称作“着名”，其实并不一定“着名”，有的甚至是“籍籍无名”。不是有个相声演员因自己“知名”、对有些“不着名”的同行却妄称“着名”而故意称自己为“非着名相声演员”吗？这对那些本不“着名”却自以为“着名”的人，也是一种讽刺，这也印证了“着名”正在贬值的现实。如果一个人在界内没有几个人知道姓名、也不了解其业绩，在界外更是无人知晓，甚至闻所未闻，那就与“着名”沾不上边，加上“着名”也于事无补。我们说“着名”，那一定是在界内被大部分人了解且有一定威望，在界外也有一定知名度、且拥有一定量的“粉丝”。其次，“着名”是有地域限定的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，只要与人打交道，就会认识一些人，也会被一些人所认识，那就会有一定知名度，也被生活圈、工作圈、娱乐圈内的人所了解，但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“着名”，还不在一个层次上。其实，除了极少数经过历史沉淀而声名远播的大家之外，几乎所有的“着名”都是有地域限制的。许多“着名”，是有层次的、是分档次的：有人在本县“着名”，在全市却无名；有人在全市“着名”，却在全省无名；有人在全省有名，却在全国无名；有人在国内“着名”，却在国外无名，如果在表述时不加限定或限定失准，就会产生误解、令人不爽，引发意想不到的问题。限定过低，就会将一个人的业绩“抹杀”；无限放宽，就会夸大一个人的成就，也就丧失了可信度。举例来说，能说一个在小县城里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是全国着名诗人吗？同样的，能说袁隆平仅仅是省农科院或湖南省内的“着名”育种专家吗？第三，“着名”是有时间限定的，能够突破时间限定而扛得起“着名”、且能在不同时期都能得到认可的，无论是在历史上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多，在我国古代，孔子、庄子、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沈括、祖冲之等，是当之无愧，在当代，一些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也可以名垂后世，而更多的人只是在一个时间段内、或在一个时期内“着名”而已，过了这段时间、过了这个时期，就没有人、或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了。有的只在这一代人中“着名”，在下一代人中就“无名”了。“享有”“着名”的时间，也有长有短，有的可能有三四十年，有的可能只有几个月，有的则少到只有一两天，头一天记住了，第二天就忘记了。 成名成家，既是很多人的愿望，也是许多人的追求。以往，人们普遍认为，成名成家是遥不可及的，所以，一般人都很清醒，也能保持谦虚、谨慎的态度。明明已经成为颇有造诣的画家了，有人只说自己是个画画的；明明已是声名显赫的表演艺术家了，有人却说自己是个唱戏的；明明已经成为着作等身的大作家了，有人却只说自己是个搞文字的；明明是个拥有许多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了，有人却谦称自己是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；明明早已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家了，有人只说自己是个写字的……这些人，就是不肯说出那个“家”字，不愿把这个“家”、那个“家”往自己的头上戴，因为他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要真正成名成家可不是容易的事，有真正的、令他们敬仰的大家在，他们不能妄自尊大，更不能贻笑大方。着名学者季羡林在世时，曾主动辞掉“国学大师”和“学界泰斗”两顶“桂冠”。他说：“环顾左右，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，大有人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竟独占‘国学大师’的尊号，岂不折煞老身！”“这样的人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但是，现在却偏偏把我‘打’成泰斗。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？”与此同时，他也昭告天下：“请从我头顶上把‘国宝’的桂冠摘下来！”学贯东西的季羡林，在名满天下时还能保持这份清醒，不仅难能可贵，而且映衬出了一些追名逐利者的渺小。自古以来，能够青史留名的有几人？千万不要以为有几个人知道自己，就算“着名”了。我们看到，在历史上有两类人“着名”：一类是流芳百世，一类是遗臭万年。千方百计、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实际上是舍本逐末、缘木求鱼，到头来只能是大失所望，这样的人虽不至于遗臭万年，但也绝不会流芳百世。如果看透了“着名”这回事，那么也就不会犯糊涂了。文学家鲁迅在一篇散文中写下遗嘱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这样的嘱托，不仅适用于他家，也适用于外人。“着名”不“着名”、在多大范围“着名”，不要自己去说，就是别人说了，自己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。退一步说，即使真的“着名”，也不值得自我陶醉，更不能忘乎所以，将“着名”当作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。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，“数字丝路”倡议已成为推进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引擎。“数字丝路”倡议致力于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技术合作，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，显着增强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效能，开创了“一带一路”经贸合作的新篇章。“数字丝路”的内涵要旨“数字丝路”是在2017年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重要倡议，是以数字化为基础，以网络为平台，以信息化为特征，以创新为动力，以效率和优化为目标的经济形态，涵盖了数字产品、数字服务、数字技术、数据贸易等多个方面。“数字丝路”旨在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和地区在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、纳米技术、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，推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建设，实现数字技术的共享和创新，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，也是数字经济的推动力。根据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》，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，占GDP比重提升至41.5%，显示了数字经济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。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任筱楠】“旧金山市长对中国摩天大楼赞叹不已”“布里德为何长途跋涉前往中国”……美国旧金山市长伦敦·布里德上周开启的访华之旅持续引发美媒关注和热议。4月17日，在结束香港、深圳、广州的行程后，布里德来到北京，她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国人民始终不变的热情令她印象深刻，愿进一步推动旧金山和中国城市在多个领域的合作。当被问及在目前美对华关系紧张的态势下，访问中国是否有压力时，布里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她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作为旧金山的市长，要为城市发展搭桥、拓展关系，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。“旧金山与中国南部地区有密切联系，旧金山30%的居民祖籍是广东，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旧金山的需要。”她说道。17日，布里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，“我们的中国之行既是为了经济联系，也是为了文化纽带。” 这是布里德首次以旧金山市长的身份访问中国，谈及此次来华感受，她表示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一直没变，令她印象深刻。她举例称，广州的酒店为她准备了一个巧克力做的“金门大桥”，这让她感受到酒店的用心。此外，中国城市的电动汽车普及率和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也令她印象深刻。布里德表示，“这对环境很友好，值得旧金山学习借鉴。” 布里德还介绍，自己在此前行程中与广州市长、深圳市长都进行了会面，希望加强在经济、文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。44年前，旧金山与上海建立中美之间首个友好城市关系，两座城市成为中美交流合作重要桥梁。布里德表示，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友好城市关系。 布里德在行前曾公开表示，希望能为旧金山动物园租借一对大熊猫。她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，自己非常喜欢观看大熊猫视频，这令她感到平静舒适，“微笑会不自觉地浮现到脸上”。“如果旧金山有一对大熊猫，那么就可以吸引全美甚至北美的游客来旧金山观赏它们。”她还提到，得知她准备申请大熊猫合作项目后，旧金山的民众非常激动，他们很期待大熊猫能来到自己的城市。“我们对此很重视，大熊猫对旧金山非常重要。”布里德补充说道。 对于布里德来说，此次中国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推动旧金山旅游业发展。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数据，自2019年以来，中国重新成为旧金山最大的海外游客市场，贡献约6.3亿美元。布里德此前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强调了，中国游客对当地旅游业和经济的重要性。据了解，目前中国至旧金山的航班数量恢复到疫情前50%左右。为推动更多直航航班恢复，此次行程中，布里德及访华代表团成员还与中国多家航空公司代表会面。布里德表示，“相信在未来几年，会有更多中国直飞旧金山的新航线。”旧金山旅游官员表示，目前在做诸多工作提升中国游客体验。旧金山旅游局总裁柏思高17日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旅游业对于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至关重要，中美两国元首在去年举行的APEC会议上就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达成共识。 对于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，中国游客是否依然受到欢迎，柏思高表示，“华裔是旧金山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旧金山拥有多元的文化背景，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游客到来。”